在我即将退休的那个冬天的一个赶街天，海拔2000多米的东山街子天气阴晦晦的。当我走出办公室时，天已是暮色来临。当天中午，家里人把马拴在我的宿舍门前，然后就告诉我，今天无论加班到几点一定要回家，明天双休日可以帮着做些家务活。

牵马走过市场，集市已经散尽，供销社的几个门面也早已关闭了。最欢乐的群狗在抢食着汤锅场上的残渣剩骨，一阵狂风吹过，集市场上的垃圾灰土腾空飞扬。那些白天被踩在脚下的塑料片和破屑包装纸相互撞击狂舞着发出怪异的响声。马跟着我逃跑似的离开了这每周集市繁华的场面，爬上坐骑挥鞭跃马。今天晚餐家里人在等着我！

马儿转过山弯，眼前坡道上出现了个伴。一领蓑衣、肩扛货物正艰难地爬着山坡。我挥鞭一抽马儿疾速地追了上去，原来是我的叔叔韩世贤。“叔；原来是你啊。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我急忙跳下马把他肩上的东西放到马背上。我要他上马，他却说:“天气很冷我们一路走走，叙叙话吧！”

80年代韩世贤晚年的住所

是的，山上的冬天很冷。远处地里的苞谷草被主人收拢了，十多捆集在一起像披着蓑衣蹲在地里哆哆嗦嗦的人。这难得的乡情厚义使我俩亲密地走在空旷而又清幽的山茅小路上。“你家是汉族，我家是白彝族，但我们同是一个祖宗、一家人。真正的亲人！我们白彝族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位很低，人们挖苦地叫我们花“笼头族”，也有人称我们叫“白裸裸”……其实我的祖辈并没有生活在水井或莫洛坎村。我韩世贤翻身解放后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叔侄有缘我就给你讲讲我的人生。”

1927年冬月，我出生在泸西县三塘乡孔照普村，七岁带天花（小儿麻疹）落下了满脸的大麻子，而后，人们就管我叫“韩麻子”了。在我前面有两个哥哥，因为家里没有地种，就只得帮有钱人家做工。我十岁就在父亲的队伍里加入了抬“轿子”的行列。

抬“轿子”并不是抬起就走、到点拿钱的好事，上坡下岩必须侍候好那些有钱人家；要水要茶、要歇要吃都要细心贴切。那些阔太太、阔少爷、阔小姐们是不会把你当作人呢，挨骂甚至挨打那是常有的事。轿子抬到终点你还得趴在轿下面让人家踏着脊背下轿，有时还得把人家运到台阶前。一步服务不周工钱就会被扣或者没有了，穷人的日子真是寒心。

一次，我们父亲子四人抬着一家阔爷父子进城，到了客栈已是日头偏西。眼看着年迈的父亲趴在轿子脚下，阔爷身着长衫提着红漆手杖大气凛然地踩在父亲背上。父亲像一只老乌龟，艰难地把他驮到台阶前，这老爷才独自稳步走上台阶。看着父亲艰难地杵着膝盖起身的疲惫样子，我的心在滴血。我禁不住问自己，我们的命为什么竟然这么不如人？！

我和哥哥把我俩的轿子抬到台阶下，哥哥掀开轿帘。我连忙趴在轿边，那个可恶的阔少爷他连我的背都不踏了，直接一脚踩在我的头上。我连忙把头一偏那个家伙就失脚落在地上。哥哥连忙把他扶住，他却转身就给了我两个嘴巴。在我握着搼头砸向这小子的一刹那，父亲却紧紧地抱住了我。我非常气恼，父亲却还一个劲地向那阔家少爷赔着不是。可我的工钱还是被扣了。回家的路上，父亲严厉地训斥我，好像我犯了天大的错误。好在哥哥给我说情做证，我才免去了父亲的棍棒抽打。后来哥哥对我说:“那天要不是爹爹紧抱着你，不知要闯多大的祸。老三啊，你发怒时满脸的麻子都挣平了。”

我抬轿受辱的事没过几天，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大哥逃回来了。看着大哥满身伤痕的样子；听了大哥诉说国民党兵营的苦难生活，全家都急傻了眼。怎么办呢？要是继续在孔照普村生活，那么，大哥明天一定会被再次抓走，挨打受骂少不了，说不定大哥的命也就没有了。父亲一狠心，乘着人不知鬼不晓的当夜，带着全家人逃到了东山林深草茂的深沟——“水井村”，投奔在有名的“张大户”门下。

是的，我韩世贤个儿不高，但浑身有劲；一旦发怒不仅是脸上的麻子窝窝挣平了，七尺高的大汉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们全家投奔到“张大户”门下之后，终于摆脱了官军的追捕，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张家对我们不薄，虽然还是种地过日子，但吃饭穿衣还是有保障的。不久，我们家就盖了三间草屋，总算把家安顿下来了。第二年，两个哥哥都相继成了家，爹爹和妈妈的脸也开始露出了笑容。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楼上的那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高呼。我们终于翻身得解放了。不但有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房屋（又增盖了一所高大的草房）。养猪养鸡、养牛养羊，不出半年，就一下子鸡猪成群牛马成党……全家过上了舒心幸福的日子。最值得全家人高兴的是我还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随着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利益，我们全家坚定地跟党走。我率领弟兄们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大家你帮我、我帮你。有的是力气，多的是干劲。过去荒僻深沟的小山村，如今，一到日落暮临，那小马灯就穿梭在村林的小道上。大家聚到一起聆听工作干部的政策讲说，学知识、学文化，千遍万遍地唱着“东方红。”

饱尝饥饿寒冷的人最知道阳光的温暖，受尽压迫剥削的奴隶最有革命的动力。由于我体力好、人缘好，头脑也好用，所以，我被群众选举为“水井村”生产合作组的组长。我也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年后，“水井村”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粮食获得大丰收，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赞赏。

由于生产需要，我们全家又迁移到坡顶的莫落坎村安家。在莫落坎村，父母亲为我这个小儿子完了婚。那时村子只有十多户人家，而我们弟兄叔侄就是六七家。大家都很年轻，人心也很齐，改天换地的愚公干劲使荒坡变成了良田，石头旮旯变成了沃地。第二年，又是一年大丰收，地里收起来的包谷挂满了房子的橼头和家门口的树枝，那一大串一大串金黄色的包谷，在房屋的衬托下，远远望去，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实在惹人喜爱；村里村外，只见鸡猪成群遍地跑；村外的村道上和山坡上，到处可见牛欢马叫膘肥壮。一时间，荒郊野岭的小小莫落坎村，成了全县有名的榜样村，全村人民都感到很光荣！想想旧社会，像我们这样的“裸裸”人能干什么呢？还不是给人家当牛做马抬轿度日，哪有今天吃不愁、穿不愁的好日子。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大家都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使人民翻身得解放！1950年，我随弥勒县县长龙介仁代表红河州上半片区（建水、开远、弥勒、泸西）人民光荣地上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特别是毛主席握住我的手时，我激动得说不出半句话来。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光荣和幸福！也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光荣和幸福！深情加决心，使我这个共产党人有了一个心愿：作为一个翻身农奴唱凯歌的农民，要是不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不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

第一届乡人民政府（现在的村委员会）成立时，我光荣地当选为乡长和书记。我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为了搞好9个自然村近2000人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的农业生产，使广大民众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我常常顾不得回家，不是找各队队长谈话、布置生产劳动，就是深入田间地头看劳动进度、查劳动效果。9个自然村22个生产小队，我必须队队深入、户户了解，才能胸有成竹地完成“大干快上”目标。

由于自己没文化，面对一个个的实际问题，只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和汹涌澎湃决心来解决，从而导致脱离实际，干群关系紧张的不良局面。在生产中，对奶儿的妇女和受伤需要休息、包扎的群众，我都把他们归结为“磨洋工”；对那些成分高的“阶级敌人”，我对他们不是脚踢手打，就是绳子捆扎。慢慢地，乡亲们都视我如同鬼子进村，只要我一进村，就会连狗都不叫了。田间地里只要有人说“韩麻子”来了，哭着要奶吃的娃娃也不敢再哭了。这就是我好大喜功、脱离群众、脱离实事的结果。在一队队生产大会上我总是积极高唱；鼓动大家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拖拉机嘣嘣地犁地；大牯子养着杀吃，小母牛养着畜儿。

独裁和自大，使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开始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发动进攻了，从此使我滋生了贪图享福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气。一顿酒肉，一碗糖鸡蛋便钻进少妇的被窝里，一天天走上犯罪的道路。殊不知，这是人家给我设下的陷阱，我还自以为人生有美人美食相伴值了。什么美女江山？说这话的人真不知害臊；女人撒尿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值得爱的，天下的女人都不能和江山相媲。完了，我还是在这条路上走上了绝路，被人家从被窝里捉住。棕绳捆绑双臂——做“飞机”、受批斗，报仇的拳头揍得我屁滚尿流，我给亲人和族里丢尽了脸，还被开除了党籍！

我是一个抬轿子出身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这些穷人从苦海中救了出来，才扬眉吐气当家做了主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忘本、忘党、忘记阶级立场，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膨胀了自己的私欲，断送了自己曾经热血沸腾的一生。

人，忏悔也不能重生；我的余生只能在报应中度过。去年，我的独儿子又被亲戚一枪误杀在竹林里，我上诉什么呢？只有用宽宏大量去弥补我曾经作恶的深坑……

我和叔叔告别的时候，黑夜的狂风击打着树林。我这位七十多岁的族人老叔却紧紧地抓着他的狂犬。他的声音夹杂在马铃声中：“我已经对不起毛主席、共产党了，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干！”（作者：红河州弥勒市东山中心校退休教师 韩家树 文/图）

编辑：白雪梅

审核：张永宾